王坤生（1910——1946），出生于四川省某县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。他中等身材，精明能干，虽然他那具有浓重地方口音的话让人听不太懂，但他那和蔼可亲、纯正朴实的作风感染着每一个人，深得群众的爱戴和信任，人们都很乐意接近他。

　　抗战胜利后，受党组织派遣，王坤生随军来到东北，进驻乾安县。刚刚从日伪铁蹄践踏下挣脱出来的乾安县，又沦入敌伪魔爪。以伪县长崔作智为首的敌伪残余势力纠合地方一些地主分子，组成了乾安县地方维持会，崔作智摇身一变又成了国民党的县官，伪县公署的官员都成为维持会的新官吏，他们企图维持地方秩序等待国民党来接收。维持会成立后，立即组织了他们的反动武装部队，建立了一支地方武装，计100余人。他们还将伪警察署改为公安局。这时的维持会既有武装又掌握公安司法机关，俨然成了全县最高行政机关。与此同时，伪让字村中心校长纠集一些人成立了国民党乾安县党部，伪县公署定期拨给经费和物资全力支持。他们出版了《新声》刊物，吹捧蒋介石和国民党的统治。一时间，反动势力甚嚣尘上，气焰嚣张。

　　我军进驻乾安以后，面对如此严峻复杂的形势，开展了艰难的接收工作。不久，被接收的保安大队在反革命势力的串通下，发生叛变，重新占领了乾安县城。1945年农历腊月二十八，王坤生所在的三师八旅某部从延安长驱直入，挺进东北，夺回了乾安。他们驻下以后，立即帮助群众扫院子、挑水、劈柴。乡亲们第一次看见这样的队伍，欢天喜地迎接自己的子弟兵，高高兴兴地过了个喜庆的春节。

　　生长在南国的王坤生第一次经历了寒风刺骨、大雪封门的严冬。他随部队行军转战，日夜奔袭，风餐露宿，毫不畏惧，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。

　　1946年2月14日，乾安县民主政府宣告成立，逮捕和镇压了一批罪大恶极，猖狂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地主、日伪残余等所谓头面人物，取消了维持会，所有原政府官员、职员听候安排和处理，并声明保护工商业者的利益不受损害，凡捣乱破坏与政府为敌者予以严惩。所有这些，引起了地主阶级的无比仇恨，他们勾结土匪，准备颠覆刚刚建立的民主政权，迫害我党政军干部，实行阶级报复。

　　1946年春，兰字区的几家大地主串通部分土匪打入区大队，妄图同共产党作对，夺回他们失去的天下，重新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。上级得知这一情况，很快从军队中挑出一些立场坚定，久经考验的部队干部充实到地方政权中。王坤生便是这批干部中的一员。他被派到乾安担任兰字区区长兼区大队队长。王坤生来到兰字区后，经受了严峻的考验。兰字区地处偏远，土匪流寇长期洗劫骚扰，加之地主的残酷剥削，使这里的家家户户一贫如洗，有的人家连炕席都没有。晚上，一家人扯一条被子，白天，谁出门谁才能穿上唯一的一条破裤子。在政治上，这里的群众长期受地主、日伪官吏的欺骗宣传和奴役，不明真相。对于工作组的到来并没有什么反映。而一些日伪残余、地主恶霸则惶惶不可终日。他们加紧活动，四处散布谣言，企图孤立、挤走工作组。王坤生掌握这一情况后，积极深入群众，了解民众疾苦，跟农民学农活、唠家常，了解地方风俗，和群众打成一片。群众都愿意和他接近。他抓住时机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，说明富人之所以富、穷人之所以穷的深刻道理，发动群众起来斗争，夺回自己的劳动果实，争得自己的地位，农民群众越来越多地向他靠近，阶级觉悟日益提高，革命热情不断高涨。这使张本芳等一伙地主终日胆战心惊，感到自己的末日就要来临。于是，他们秘密进行预谋，打算把王坤生区长杀死后，投奔长春国民党。

　　1946年4月28日，这伙反动派按照计划，诱骗王坤生到四大海屯（传字井），收缴大地主綦凝英、江凤武等人私藏的枪支。由于当时没有开展土地改革，对地方富农尚未触及，所以队伍到四大海屯后，大队部就设在江凤武家，他们用好饭好菜招待，吃饭时，反动派即按预谋将王坤生、刘排长、宫同志等人分别安排到各个饭桌上，刚吃完饭，大地主李元臣以借枪打鸽子为名，将王坤生等人的枪骗去，然后又命土匪将王坤生捆起来，刘排长，宫同志也被捕。

　　王坤生被捕后，地主们将其吊到马棚上，严刑拷打，逼问我军部署情况，但他威武不屈，尽管被打得伤痕累累，他仍未吐露党的半点机密。地主们召集群众，一边残酷拷打，一边威吓群众：“谁要跟共产党走，这就是下场。”说着，他们更加恶狠狠地用皮鞭抽打王坤生，但王坤生仍然表现出共产党员宁死不屈的精神。反动地主们看到无法从王坤生身上得到他们想要得到的情况，就丧心病狂地决定在白沙坑杀害王坤生。当天下午3时，叛匪张本芳命匪徒石万江、纪富等将王坤生、刘排长、宫同志三人带到白沙坑，几声枪响之后，三位同志即倒在血泊中。这些毫无人性的地主、土匪又上前看了看，发现王坤生还有一口气，立刻又补了两枪。烈士的鲜血染红了白沙坑，白沙坑永远记录下了这罪恶的一幕。

　　王坤生是我党的优秀党员，是中华民族的好儿子。党和政府没有忘记他，乾安人民忘不了他。经乾安县政府批准，在烈士牺牲的地方为他们树起了纪念碑，永远怀念烈士的光辉业绩。